夏夜的野外，风是黏稠的，带着池塘里特有的水腥味和底泥发酵的微酸气味。 我坐在一顶简易的帆布帐篷前，手里夹着半根烟，火星在浓黑的夜色里明明灭灭。不远处的池塘中央，增氧机正发出单调而沉闷的“嗡嗡”声，搅动着水面，泛起一圈圈白色的水花。 那是我哥走后的第一年，也是我替大嫂守鱼塘的第八个月。 养鱼是个苦差事，尤其是到了夏天这种闷热雷雨频繁的季节，最怕水里缺氧。鱼一旦“泛塘”，一夜之间就能翻白肚子，一年的心血就全漂在水面上了。 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会睡在池塘边的棚子里，隔几个小时就得起来巡视一圈，看看鱼的动静，听听增氧机有没有出故障。 棚子里的陈设很简单，一张行军床，一个手电筒，一盒蚊香，还有一把生了锈的铁锹。 那原本是我哥陈刚的位置，以前每到夏天，他就是这样整夜整夜地熬，熬得眼睛里全是红血丝，熬得原本宽阔的肩膀渐渐佝偻。 他总说，等这几口塘的贷款还清了，就带着大嫂和我去趟北京，去看看天安门。 可他没等到那天。去年深秋，他开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去镇上拉鱼饲料，为了躲避一辆逆行的摩托车，连人带车翻进了干涸的沟渠里。等我和大嫂赶到医院的时候，人已经不行了。 哥走后，留下了这三十亩鱼塘，还有十几万的债务。 亲戚们都劝大嫂，把鱼塘转包出去吧，一个女人家，哪里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。大嫂没哭闹，只是红着眼眶把那些劝说的人一一送出门，然后转身走进院子，看着堆成小山的空饲料袋，沉默了很久。第二天一早，她穿上我哥生前常穿的那件旧迷彩服，套上高筒胶鞋，拿起网兜就下了水。 我在城里原本有一份汽车修理的工作，算不上多好，但勉强能养活自己。办完我哥的后事，我收拾了行李，退了城里的出租屋，搬回了村里。大嫂看到我拎着行李卷进门的时候，愣了一下，手里的半盆苞米面差点撒在地上。 我没多解释，只是把行李往偏房一扔，说：“嫂子，我不走了。哥不在了，这塘我来守。” 从那天起，这三十亩水面就成了我们俩的生活全部。大嫂负责白天的投喂、联系买家、算账，我负责夜里的巡视、修补渔网、维护设备。 我们像两个沉默的齿轮，咬紧牙关，在失去亲人的巨大惯性里，拼命维持着这个家的运转。 夜越来越深了，远处的村庄早就没了灯火，连狗吠声都停息了。四周安静得只能听到增氧机搅水的声音，偶尔有几条性子烈的鲢鱼跃出水面，发出“啪嗒”一声脆响，随后又归于平静。 我摁灭了烟头，拿起手电筒，准备沿着塘埂再走一圈。刚站起身，就看见塘埂的尽头有一束微弱的光晃动着，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这边走来。 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地握紧了手里的手电筒，大声问了一句：“谁？” “阿默，是我。” 是大嫂的声音。在寂静的夜里，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，但透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。 我赶紧迎上去，拿手电筒给她照亮脚下的路。塘埂上常年潮湿，长满了滑溜溜的青苔，稍不留神就会摔进水里。 大嫂走近了，手里提着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桶，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手电筒。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，头发随意地在脑后挽了个髻，有几缕碎发被汗水贴在脸颊上。借着手电筒的光，我能清晰地看到她眼角的细纹，和眼神里掩饰不住的疲惫。 “嫂子，大半夜的，你怎么跑来了？”我赶紧接过她手里的保温桶，触手温热。 “晚上天闷，我看着要下雨，心里不踏实，睡不着。”大嫂一边喘着气，一边走到棚子前，在那个用来当凳子的倒扣塑料桶上坐下，“顺便给你下了一碗面，趁热吃吧。你晚上就啃了两个冷馒头，熬夜伤胃。” 我把保温桶放在简易的木桌上，拧开盖子。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。是猪肝青菜面，上面还卧着一个煎得金黄的荷包蛋，撒了一小把葱花。热气升腾起来，熏得我眼睛有些发酸。 “快吃，坨了就不好吃了。”大嫂从兜里掏出一双筷子递给我。 我没有推辞，接过筷子大口吃了起来。面条煮得很软烂，猪肝切得很薄，汤头鲜美。在那样一个蚊虫肆虐、水汽弥漫的荒野之夜，这一碗热面条就像是一把火，顺着食道一路暖到了胃里，把后半夜的寒气驱散得干干净净。 大嫂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，看着池塘漆黑的水面出神。微风吹过，带来一阵阵细密的涟漪，增氧机打出的水花在夜色中泛着苍白的光。 我吃得很急，但尽量不发出太大的声音。其实这半年来，我和大嫂之间的交流并不多。白天各忙各的，连碰面的时间都少；到了晚上，我来守塘，她在家里照看我哥留下的那个刚满五岁的小侄子。 我们都在用极其疲惫的身体来麻痹神经，仿佛只要不闲下来，就不会想起那个人，就不会感到撕心裂肺的疼。 “慢点吃，锅里还有。”大嫂看我很快见底了，轻声说了一句。 我把最后一口汤喝完，满足地舒了一口气，把碗放下，用手背抹了抹嘴：“好吃。嫂子，这手艺绝了。” 大嫂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伸手拿过空碗，盖上盖子。她没有立刻起身离开，而是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目光依旧停留在水面上。 不知什么时候，风停了。空气变得更加沉闷，像一块湿透的海绵捂在人的脸上。水里的鱼开始不安分起来，跃出水面的声音越来越频繁。 “阿默，你看这水。”大嫂突然开口，
